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包揽一切的行政权力体系，由此造成官本位严重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官本位现象理应消失。但我们看到，官本位现象不但没消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比过去严重了不少，人们对此更加趋之若鹜。

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对此，负责调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林泽炎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也说明我国企业人才开发存在问题。”(4月8日《中国青年报》)

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这一调查结果确实令人惊讶，但若把它归结为受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并未看到问题的本质。个人的职业选择固然受到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其实更多是与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与制约，以及职业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一种价值观念能够普遍地影响很多人，甚至长久地影响一个民族多数人的选择，其背后一定有着社会结构和巨大的利益在支撑。

“官本位”观念正是这样。古代就不用说了，“士农工商”，做官被排在社会职业的首选，读书人的目标就奔着官而去，“学而优则仕”。今天人们的职业选择虽然多种多样，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官员手中掌握着各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都由官员系统控制，并且按照官员拥有的权力大小来分配。因此，“官职”便成为世人追逐的对象，官本位成为社会的基本分层机制，官本位思想占据了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位置。

更具体地说，从官员的职业特征来看，主要有三个因素使官员的职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一是官员职业的公共性。官员是直接运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群人，具有较好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二是官员职业的稳定性。一旦做了官，人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会比较有把握，不像其他职业在收入高的同时也具有高风险，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三是官员职业的保障性。官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通常都有着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特别是官员有了一定级别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任其使用的专车、宽敞的住房，甚至可以公款吃喝、公费娱乐、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以及其他诸多的福利。这还撇开各种腐败收入等潜在的利益诱惑不讲。相反，作为一个工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什么呢？职业既不稳定，也没有高收入和高福利保障，社会声望还不高。

所以，尽管官员的个人收入不属于所有职业中最高之列，但对追求福利、稳定、权力预期的经济人来说，官员职位不失为职业选择的“上策”。人们向往“当官”，看重的就是官员权势的显赫和权位的贵重。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包揽一切的行政权力体系，由此造成官本位严重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官本位现象理应消失。但我们看到，官本位现象不但没消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比过去严重了不少，人们对此更加趋之若鹜。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艰难的社会转型，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各个层面的资源配置需要进行有效的协调，但市场经济正从无到有，在其初创阶段需要一个推动者和维护者。这一切，决定了必须使政府集中起必要的权力，强化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势必在客观上使得官员的权力过大，含金量过高，从而助长官本位现象抬头。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头脑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必须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官员职位除了合理合法的薪金收入、公务消费和职务待遇之外，再也不能得到其他的好处。为此，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在此基础上，改革官员的终身制弊端，在官员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与此同时，提高社会其他职业的比较收益。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千军万马挤“官道”，羞于做一个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