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为此，中国教育报3月18日第3版发表朱永新在政协分组会议上的发言：《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那么什么是教育家？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教育家呢？早在1919年，陶行知曾对教育家进行过分类，在他看来，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者。”而“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作为教育工作者，如何努力追求，成为教育家呢？笔者认为，必须有威廉·詹姆斯所说的“见”。这个“见”包括了教育工作者对社会、人生、教育以及三者关系的根本认识。大家都知道，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那么，蔡先生何以提出这一方针呢？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忠君、尊孔”的晚清教育宗旨，与共和政体是不相符合的，这就是“见”。大家也知道，蔡元培先生注重高等教育，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蔡先生为什么有这种特点和这种思想呢？因为在蔡元培看来，“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这也是“见”。

　　就教育理论本身来说，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成为教育家，为什么必须要有“见”呢？因为在教育理论发展史中，曾经出现过各种互相矛盾甚至彼此截然对立的观点，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兴趣与努力、游戏与工作、目前需要与长远目标、个人经验与种族经验、(教材的)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学生主动性与教师主动性以及今生与来世、性善与性恶、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普通教育与专(职)业教育、教育平等与精英教育、理论与实践、系统知识与做事、儿童中心与社会中心、个性与社会性、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知识与智力(能力)、学校与非学校、智育第一与德育第一、天性与教育、内发与外铄，等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就是在这一系列矛盾中左摇右摆地蹒跚前进的历史。”因此，在这些互相矛盾甚至彼此截然对立的观点面前，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必须有自己的“见”。

　　赫尔巴特被称为教育家，是因为他强调了教师、课堂和教材，这是“见”。杜威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强调了学生、活动和经验，这也是“见”。这些“见”或许有偏颇，但“片面的深刻”要胜过“全面的肤浅”，更胜过“人云亦云”。有了这种“见”，也就有了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先生曾经提出的教师应具备的“五心”(即信仰心、责任心、爱生心、进取心和改造心)。有了这种“见”，也就有了心理学研究所提出的教师的“职业理想”、“教学效能感”等动力系统。

　　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成为教育家，还必须要有“行”。只有“见”而没有行，虽不能说是“假见”，但也只能说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中国教育不能说不缺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教育理论家，但更缺少的是有“见”并“身体力行”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生活教育论”的“见”，更因为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见”。晏阳初先生被称为教育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对中国社会“愚、穷、弱、私”的“见”，而是因为他以“农民化”而去“化农民”，以身体力行“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而著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成为教育家，就必须有“见”和“行”。(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