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新疆高中班(以下简称内高班)是指选拔新疆的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到中、东部发达地区就读高中，利用发达地区的经济、教育优势提高新疆各族学生受教育质量的一种跨文化、跨区域的合作办学模式。作为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内高班自2000年开办以来，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极大满足了新疆各族适龄青少年接受内高班教育的迫切需求。内高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内高班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系到内高班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及其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此，学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回顾这一历程，对内高班研究的现状、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内高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展望，可以为其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内地新疆高中班研究现状

一是内地新疆高中班政策研究。政策研究在内高班现有研究中占有相当比例，主要从政策运行管理模式、政策执行状况以及政策效果等方面展开。

政策运行管理模式研究。关于内高班的政策运行管理模式，蒋夫尔认为，目前在宏观层面已经形成了“高度重视—党和国家以及内地办班省市努力为办好内高班提供保障；高位拉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办好内高班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工作来抓；关爱有加—新疆班学生在内地学校健康快乐成长；办学成效显著—为新疆培养大批‘民汉兼通’人才；返疆就业—成为开发建设新疆的骨干力量”的良性循环办学模式。[1]黄炜添等从承办学校的微观层面出发，在5年的教育教学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符合新疆班学生特点的办学模式：“第一，强化管理，保证新疆班办学的健康发展。第二，突出德育，保证新疆班的正确政治方向。第三，活化教学，保证新疆班教与学的针对性。第四，多管齐下，新疆班办学成效彰显。”[2]张东辉、陈立鹏实地调研后在肯定各承办学校内高班管理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各承办学校内高班管理政策的差异性及其在医疗报销制度、周末外出制度和家长探访制度等方面存在攀比等一些共性问题。[3]

政策执行状况研究。政策执行状况研究主要从内高班的教学、管理、生活、学习等具体办班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出现的问题等方面展开。欧登草娃以承办内高班的3个省（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办班省市在城市的选择、学校的选择、办班规模和编班形式等方面的政策执行特点，为了解内高班政策的地方运行机制及其效果提供了有益借鉴。[4]仵静和卢佳在其研究中介绍了内高班2001—2007年的发展概况，揭示了内高班发展及建设中存在着文化适应、教学管理、教材使用和生活管理等四方面问题，并从政府、办班学校以及内高班学生三个主体角度出发，在政策宣传、教学改革、师资建设、教材编写、经验交流、分层教学、非正式课程、教育服务领域模式、公民意识和心理援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5]

政策效果研究。吴海英在充分肯定内高班政策在规模、数量和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效果的基础上，重点从招生自主权、招生标准和加分机制等三方面分析了影响内高班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6]欧登草娃认为，不能仅仅将“升学”作为内高班这项政策效果的终点，而必须对内高班学生大学毕业之后的就业、生活及思想状态进行考察之后才能对内高班政策作出全面的评价。她还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进入社会后的内高班毕业生群体进行了追踪性研究[7]。

二是内地新疆高中班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作为内高班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其成效直接关涉内高班政策执行效果。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高班的德育、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情况、学科教学、教师教育等方面。

德育工作研究。苏傲雪对北京市10所学校的3000多名内高班师生进行实证调查后，总结了内高班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三种主要途径和两个重要挑战，指出了内高班民族团结教育的现状与不足，并从强化混班教学、教师多元教育培训和社会融入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8]周巧云“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内地新疆班目前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统一可操作性的内高班德育考评体系、重视和加强对现行德育中薄弱点和空白点的理论研究和指导、强化内派管理教师的专业培养以及进一步加强新疆班学生的感恩教育、暑期政治思想教育等解决措施。”[9]符菊成认为，除了要在讲政治的高度将德育工作放在内高班各项工作之首，还要坚持“严”“爱”兼顾的原则，充分发挥新疆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大德育观构建德育工作网络。[1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问题研究。内高班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情况以及能否顺利通过语言关等问题，会直接影响内高班的教学效果与文化适应等问题。周瑾茹在语文教学中通过补习汉语拼音；组织听说结合的“课前五分钟”训练；深入挖掘教材，编演课本剧，拓展性戏剧表演，进行课堂辩论，开展情景对话和口头作文；开展学生“手拉手”活动、主题班会进行课外普通话口语交际强化训练等特殊的学习与训练，使内高班学生的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11]王进在内高班汉语教学实践中总结了学好汉语的有效因素，从教师、学生和语言环境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教师的汉语水平、学生学习汉语时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策略以及良好的语言环境对提高内高班学生汉语水平的重要性。[12]

教学方法与教师教育研究。内高班学生在基础知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思维模式等方面都不同于内地学生，这就决定了内高班教师在授课时也要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探讨更加适宜内高班学生特点的学科教学方法与教师教育理论就成了内高班教育教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教学方法研究。杨菊认为，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可以在内高班的信息技术教学工作实践中尝试“读—思—议—论”的教学模式，并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内高班学生与内地学生之间的差异、内高班学生之间的差异。[13]元旭华对内高班英语分层教学的原则和策略进行了重点阐释。[14]龚伟杰基于内高班学生的特殊性，提出了数学“走班”分层教学的设想，并从实施“走班”的原因、“走班”的步骤以及“走班”后的教学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5]范树强认为，在内高班预科新生的化学教学中，应该注重“导读、导思、导创”。同时要求学生在配合“三导”教学活动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利用学过的知识和题目中提供的信息综合解决问题，这样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能力和创新意识。[16]

教师教育研究。石心以“文化自觉”理论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为理论基础，重点对北京潞河中学内高班预科班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容构成、生成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质性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内高预科班语文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对策建议，总结了内高班教师积累实践性知识的某些规律、特点和经验。[17]这有利于推动内高班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

三是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适应性与认同问题研究。适应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认同问题是内高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它不仅包括文化及情感适应性问题，也包括内高班管理制度及学习的适应性问题，因而是内高班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

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袁同凯认为，内高班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不仅是族群文化互动产生的“文化不适”问题，也是对学校管理制度“不适”产生的适应问题，并指出可从学校、学生和政策三方面采取对策以提高内高班学生的适应性。[18]

情感适应问题研究。情感适应研究是文化适应研究基础上一个更为精细化的研究分支。郭学军认为，情感适应和跨文化适应与认同有交错之处，但又是一种更高级别更高层次的适应及认同。他对M中学“内高生”群体的学习生活图景进行了“心是否在场”的质性研究，发现了内高生在“校中校”“第二故乡”“情感社会支持系统”“自我情感接纳与调适”等方面情感适应的优点与不足，为进一步促进内高班学生的情感适应提供了有益参考与启示。[19]

学习适应问题研究。熊少严和张丹运用周步成AAT量表对广州内高班学生的学习适应性实施整群调查研究后指出，内高班学生总体上学习适应情况良好，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出随学习任务要求的变化而起伏的基本规律，它为这一特殊群体跨文化背景下的学习适应性辅导提供了参照。[20]耿玉玲从提高学习适应性及其效率的角度出发，在对内高班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学习策略调查研究后指出，内高班学生学习策略的获得，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习策略进行长期的系统干预，并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21]

认同问题研究。江琴从内高班学生的文化适应角度来研究其认同问题，认为:1.认同是一种反思和建构过程，归属感是认同的核心，连续性和差异性是认同的关键，其目的在于确认“我是谁”。2.内高班学生由于空间的变换、文化的差异、原先的习惯性状态被打破而面临着归属感匮乏和身份感模糊的困境。3.要倡导多元文化教育，建构一种共享式的新型人际关系，这对于解决其认同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22]袁同成从内地新疆班政策的体系建构及内容优化[23]、新疆班异地办学的场景变迁与政治社会化作用[24]两方面探究了新疆班学生国家认同的建构效果与机理，并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内地新疆班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建议。

内地新疆高中班研究特点

一是研究水平整体较低。内高班研究水平可以从研究的规模、理论性、方法及研究人员构成等四个方面来理解。

研究成果的规模较小且形式单一。虽然内高班已有20余年的办班历史，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输入“内地新疆高中班”，分别以主题、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只能依次检索出各类文献497篇、180篇、72篇，以同样方法输入“内高班”的检索结果与此类似。同时，从既有研究成果的结构分布上来看，报道评论性和纪实叙述性文章居多，专业性研究文章较少，相关专著几乎没有。

研究成果的理论性较弱。现有研究文献或者是对内高班学生学习生活的纪实性叙述，或者是对学科教学的方法和经验的探索与分享，抑或是对内高班办学历史的回顾与办学实践的探索。总体上看，研究文献多为相关实践经验的介绍与分享，其理论性和学术性较弱。

研究方法单一。现有内高班研究多采用实践经验总结与介绍的方法，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统计的方法，缺少相关学科理论框架基础上高水平专业化的研究方法应用。而且研究文献多从内高班的教学、管理等方面入手，对于同一研究主题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的切入角度相同或相近，缺乏新颖独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

研究主体多为教学管理人员，少有具有相关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虽然近几年涌现出一些专研内高班的专家学者，但在内高班研究队伍中仍属少数。

二是研究视角缺乏整体性。内高班作为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民族教育政策，其政策过程周期是漫长的，因此，只有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向度视角来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对内高班政策过程中的经验与问题有更加精准完整的认识，也才能实现内高班政策效果的最大化。但当前有关研究仍鲜有涉及，我们以内高班研究中宏观层面的政策研究与微观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为例，对此进行说明。

首先，历时性研究方面。内高班政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时较长的周期。但现有关于内高班政策研究的着眼点多是停留在“教学”“升学”等办学的短期效果层面，鲜有涉及内高班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业、生活、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等政策长期效果方面的追踪性研究。内高班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文化适应性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化适应是一个随着社会场景变化而变化的问题。经过8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地文化的洗礼后，已经成年的内高班毕业生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较之刚升入内高班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当他们返回新疆工作时会有一个文化再适应问题。文化再适应问题处理的好坏不仅会影响个体，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高班政策的最终效果，但既有研究中还没有对内高班学生返疆后文化再适应问题进行追踪性专项研究的成果。

其次，共时性研究方面。内高班是一项包含招生、扩招、教学、管理、培养、高考、就业等不同政策的政策体系，各项政策之间是相互联系、彼此关切的关系。这就要求在研究内高班单项政策或者单项政策内部的某一环节时，必须要用系统综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不能仅仅就单一政策或者政策内部的单一环节进行孤立性研究。反观现有研究中的政策研究文献，多采取“问题导向式”的单一政策“精准”研究，其效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例如，现有研究中将少数内高班毕业生上不了理想大学或者一本上线率低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内高班扩招政策与高考政策不匹配，就是典型。同样，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也存在相同问题。比如，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多强调内高班学生单方面如何更好地适应内地文化环境，基本上没有从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内地师生适应内高班学生群体或者双方互相适应的视角来解决内高班学生文化适应问题的成果出现。

三是研究选题分布不均。首先，从现有研究在内高班政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来看，过多关注政策执行环节各问题的研究。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通常包括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环节，但现有内高班研究多集中在政策执行过程（即内高班办班实践过程）各环节问题的研究上，而有关内高班扩招、高考、就业等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估方面的研究很少。其次，从研究选题的类别来看，现有内高班研究可大致划分为政策研究、教育教学研究、内高班学生适应与认同问题研究等，但其研究重点在于教育教学方面，关于内高班政策研究和内高班学生适应与认同问题的研究较少。最后，从研究切入视角来看，关于内高班的研究多着眼于“学校场域”下的教学、管理等显性问题，而基于“学生场域”的文化适应性、情感适应性、学习适应性与认同等“隐性”问题，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其研究数量远远少于教学方法、德育等方面内容。

内地新疆高中班研究展望

尽管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客观上为内高班的后续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为了推动内高班持续健康发展，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点强化研究：第一，增强研究方法的理论性。推动教育学、民族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理论在内高班研究中的综合交叉应用，加强同跨文化教育与适应等相关理论的对话，增加相关学科理论框架基础上高水平专业化的研究方法介入。第二，提高研究视角的整体性。既要加强内高班政策过程的历时性研究以提高研究的纵向连续性，又要加强内高班的共时性研究以提高研究的横向系统性，避免内高班研究视角“一叶障目”的问题出现。第三，促进研究选题的均衡性。学生是内高班政策实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内高班研究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学生场域”下的“非教务性”问题研究，不能仅仅考虑“学校场域”下的“教务性”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