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恢复到1983年开始高中会考试点，高考仅有6年的恢复、稳定期；近30年来，高考的内容、形式、次数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方式等一直在社会包括教育界自己的声讨中不间断地“变革”着。

        尽管关于高考的改革与变化很多，但变化最快，也最牵动考生、家长和教师神经的，当属考试内容。有人这样形容某省十几年的高考改革：

　　……看到传统的“大文”、“大理”和“3+2”模式容易导致各学科教师的“唯我独尊”，所以便强调“学科渗透”，搞起了不分文理科的“大综合”；而“大综合”考起来一门不落，面大量广使学生苦不堪言，这一模式仅实施了一年便无疾而终，取而代之的是微缩了的“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据说，综合考试又制约了学生特长的发挥，于是，便有高人设计出语、数、外加理、化、生、史、地、政六门学科中的任意两门的“3+Ｘ”……

　　回想增加高中会考后，我们经历过传统的文、理分科，3+Ｘ、3+文综（理综），还有3+大综合、3+1+1等等。如今，江苏省的高考改革方案又一石激起浪千层。考试科目与内容变幻莫测，留下了考生、家长和教师在快速变化中挣扎的痛楚，似乎也留下了改革者们飘摇无着的心。

　　本质上讲，确定高考的内容和科目的因素是高考的功能定位。高考的功能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的学生，保证这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与所具备能力能够接受高一层次的教育。因此，高考的内容和科目主要应该反映高中学习的结果、满足大学学习的要求。

　　然而，多年来，高考负担过重，高考太“累”了，它承载了许多本不该属于它的功能。

　　首先，在大多数人眼中，高考等同于“科举”取士，承担着选拔“人才”的重担。于是，需要创新型人才的呼声高，高考就试图考创新；认为学生学习能力以外的能力差，高考便试图考其他能力；连中国人个性不鲜明也要仰仗高考解决……

　　其实，尽管高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分层的筛选作用，但它不是科举，它选拔的不是“人才”，而是有资格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

　　今天，既然行行出状元，成才的路必然千条万条；既然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的方式也必然多种多样。尤其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也只是具备了从事某一领域工作的资格。而成为“人才”，除此之外，还需要环境、机遇以及他们自己不懈的追求和艰苦的努力。

　　遗憾的是，尽管高考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变革不断，我们“高考定终身”的人才观没有变。因此，当人才出现问题时，我们想到的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与环境，不是完善包括学校制度在内的社会学习服务系统，而首先是改变考试内容。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高考既要为高校选拔新生，又要引导中学的教育教学。我不否认高考对中学教学的影响，但是，高考一方面要满足高校选拔择优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学教育面向全体；一方面要突出有区分度的科目进行考试以利选拔，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学教育保证学生全面发展。就这样，高考无可奈何地步入了两难之境而无法自拔。为了防止学生片面发展，学校的课程越来越多；而为了对付“考什么就教什么”，考试的门类也逐步增加。

　　事实上，为了解决高考的尴尬，教育部于1983年提出试点并于1990年全面建立了高中会考制度，由会考承担引导中学教育教学的任务。遗憾的是，我们以“考试”指挥教学的观念没有变，以课程代替学生自主选择的教育观没有变。因此，一方面，会考的功能没有充分挖掘，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与高考的关系时松时紧，难度非技术性地忽高忽低；另一方面，学校课程、考试科目增加的趋势明显。

　　学生缺什么只能靠开课来补什么，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就越来越小；开了课程便要考试，在没有解决考试难度“深挖洞”问题的情况下，又开始了拓展考试科目的“广积粮”。今天，某省最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不仅将选考科目增加到五门，还将成绩与高校录取直接挂钩——“广积粮”的基础上再次“深挖洞”，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学生的生活空间却越来越逼仄，“兴趣班”里无兴趣，素质教育“应试化”，这些都已成为新的社会现象和人们讨论的话题。

　　高考内容的“变脸” 同样令人困惑：多年来，高考改革的路径是什么？在这么多就事论事、一招一式的“改革”后面，是什么样的观念在指引着？理性介入的深度有多少？先不说改革的目标，我们离改革的起点到底还有多远？

　　改革很重要，改变思维方式更重要。否则，难免左支右绌，缺少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