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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成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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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2007-1-27 9: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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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热情与教育能不能兴国是两回事。能否兴国，关键在于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经过百年的新旧交替，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表面看来已十分“现代化”。但它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同步转型，“传统的幽灵”依然四处徘徊。如学校与社会脱离、崇尚书本知识、忽视动手实践、鄙视职业教育等。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新闻背景：新“读书无用论”近年来在一些地方重新泛起。为此，《中国新闻周刊》近期分别在一些地区展开调查发现，与农村地区“读书无用论”的流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人们对教育的崇拜有增无减。教育过去是、现在更加是他们不惜工本投入的目标。一位家长说：“一讲到关于儿子的事情，是不能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可能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城市中高涨的教育热情，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教育热情能否转换成一种力量助推“兴国”？
主持人：国外有一个规律：高考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学生便更倾向于以兴趣选专业，放弃上大学的人也会增多。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无法想象。中国大城市的高校入学率已超过70%，还遭遇到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但家长们显示出的反而是越挫越勇的教育热情。为什么会这样？
杨东平：因为教育之于中国，家长、学生、社会对它寄予的希望与西方社会是很不相同的。
社会学研究有一个结论：孩子的学习成就与家长的学历、职业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西方国家的亚裔儿童表现却并不完全符合这一规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所有亚裔家长都对子女的学习成就抱有极高的期望。这种全民族的教育热情是在儒家文化滋养下形成的国民性特质。儒教社会按照人的学习能力来分配人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学历社会”的雏形，它同时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单一的价值追求。做“人上人”，成了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最终目的。这是解读当前中国的教育现象时，不能忽略的文化因素。
其次，现实中我们对人才的配置机制，是一个唯学历是用的单链条，考分越高-大学越好-工作越棒，连薪酬往往都按学历高低设置不同等级，形成了一座按学业晋级的“独木桥”。人们没有别的“大道”可以选，路面越窄，只好越使劲往前挤。
可以说，家长“非理性”集体行为的背后，现实的用人制度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学习成就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而幸福的一生是无价的，又怎么能用成本-收益来衡量呢？有能力的中国家长自然是“砸锅卖铁”都无怨无悔地为子女的学业付出的。
主持人：想改变局面，有人寄希望于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觉醒，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可以保证下一代衣食无忧，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不用再与其他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
杨东平：城市有经济实力的家庭现在已经不少，但只要在国内，家长最终还是会被驱赶到应试教育的战车上。他们中有许多人会更倾向于送子女到国外上学，以逃避国内的高考，去选择另一种教育模式。
造成众人挤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把板子都打在高考制度上，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除了高考之外，社会是否能为人才提供其他选择。假设有5%的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有没有一类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教育服务？把教育当作人才的唯一出路，不要紧，传统文化造成的教育热情，是一笔财富，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但教育的模式却不能是单一的，它的丰富多样，才是构造一个学习型社会的基石。如果哪一天，社会允许陈丹青式的人物用自己的方式授徒讲学，像判断大学文凭一样去判断其弟子的能力，我想它的标本意义将丝毫不亚于高考改革。
主持人：可是您不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吗？没有诚信的保障，明知缺陷一堆，人们也宁可维持死板僵硬的升学制度，而非灵活多样的其他选择，以求看得到的底线公平。
杨东平：确实，教育的问题不能只就教育来谈，必须要在整个社会视野下考虑。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方法、就业的学历门槛等，都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能够解决的，要有配套的基础措施。我们得从一个个试点开始，一套套方案做起，逐渐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主持人：您觉得不惜工本的教育投入，是一件好事吗？“科教兴国”，教育投入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可能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像曾经的德国那样，推动整个国家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教育怎么投入似乎都不为过。
杨东平：有教育热情与教育能不能兴国是两回事。能否兴国，关键在于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经过百年的新旧交替，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表面看来已十分“现代化”，实用科目成为主体，教育内容远离了传统文化。但它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同步转型，“传统的幽灵”依然四处徘徊。如学校与社会脱离、崇尚书本知识、忽视动手实践、鄙视职业教育等。
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每个人对自己才能的创造性的发挥，它不是靠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堆积而成，更有赖于融会贯通的运用、脚踏实地的实践以及异想天开的创新。这恰恰是我们教育的软肋。缺乏创造性和实用性的教育，无论吸引多少人投身其中，为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贡献还是比较低的。
主持人：那么，与现代社会契合的教育又该怎样？
杨东平:中国式教育与一些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背后的教育哲学。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以数理化等学科知识为主，是一种“学科中心”的教育模式。而西方在20世纪初经过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改造之后，已经超越了这种模式，提倡“儿童中心”，即教育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而不是死板的知识。在１９１８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设定的教育目标里，智育只占1/7。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是培养考试机器，是为了塑造一个合格的公民和健全的“人”，那么道德、家庭伦理、健康、人际交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才是更需要孩子们去掌握的。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教育是在为未来培养人才，可是没有人确切知道未来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就是教育内在的挑战和矛盾。只是中国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矛盾暂时比较突出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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