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读书的目标总是指向升学，十年寒窗，就为了那几天考试。这样的情形在近20年前几乎不可能发生，我记得当时许多地方为了限制参加高考的人数，还 专门进行了筛选考试，获得资格才可能走进高考考场。

　　这条消息让我想起2003年8月我在贵州省普定县一个布依族山寨采访的一幕。一个青年考上了重庆大学，我问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因为我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当年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那种改变命运的欣喜，可他的回答是：马上算出要缴的学费，就哭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准备放弃。在我和同行记者的鼓励下，并告诉他这种情况进校后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青年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但我知道他今后的路还会遇到太多的艰辛：找工作、还贷等等，这对一个大山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重庆这些高三学生面临着和那位布依族青年一样的困境，只是他们更干脆，不参加高考，免得将来有考上却不能上的遗憾。这10%的学生中，肯定有本来能考上大学的“遗珠”，但对照目前高校收费的现状，可能也是他们权衡成本和收益后作出的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考上大学意味着命运出现转机。这固然有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上大学所付出的经济上的成本，远远小于可以期许的收益。

　　我是在1989年上的大学，恰逢建国后第一回上大学交学费，也仅是象征性的180元，此前相当长时间，大学完全免费且有助学金发放。据邓云乡先生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记载，“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国立大学每学期学费10块大洋，当时约能买100公斤的面粉，若来自沦陷区和灾区的学生可以免费。师范类大学学杂费、食宿费全免。

　　学费所占大学办学经费的比例有多大？新中国1989年以前完全由政府支出。而胡适在1932年一封书信中曾记述，北京大学每年预算90万元，但全校学费只有12000元，只占千分之十三而已。那时的北大并非有钱人才能入学就读。

　　再说收益，高校“扩招”以前的大学毕业生，基本能找到工作，且收入高于社会非大学毕业生。而全面抗战以前的时期，也有规定清华、北大这类学校毕业生就业后，月薪不得少于80元，北师大等学生去教书，月薪也在60元左右。

　　当然，今昔高等教育的规模已不能相比，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那时候相比也有天壤之别。据教育部一位已退休的副部长透露，这些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其增加的成本财政承担的比例不大，主要由学生承担。

　　学费大幅增加，就业的难度又越来越大。这好比同一类商品，其价格剧增而其质量却更差，若把读大学作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投资风险越来越高。而和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成反差的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并不尽人意，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并不培养社会最需要的合格的技术工人。现在，南方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月薪，并不比一个大学毕业生低。如此分析，就应当可以理解那541名学生的选择，虽说无奈却也有合乎情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