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湘西凤凰县腊尔山深处禾库乡补丁村的孩子王——吴艺伟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北京的唐先生和他的兄弟们，要为补丁村的孩子和没有正式“教师户口”的吴艺伟老师捐款。
而这次特殊的捐款活动，正是源于去年补丁村的吴艺伟老师和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苏磊老师“交换场地”后引起的反响。3月20日，记者采访了两位有着巨大反差的老师。
苏老师到达补丁村时天已黑，村长、吴老师的父亲、岳父和妻子等着她一起吃晚饭。苏磊和乡亲们围坐在小方桌前，坐着小矮凳吃起了农家饭。“有肉，有鱼，他们一直往我碗里夹。”这让苏老师觉得很亲切。
在一次家访中，苏磊老师来到了一个学生家中，学生正在做饭。“我掀开了大锅盖，锅里是半锅略带浑浊的水。聊天中我才知道，他们很少吃肉，主要就是吃南瓜，但也许是要面子，很快这个学生又说，他们半个月才吃一次肉……我的眼泪就那么在眼眶里打转。”苏老师说。
吴老师在北京，他的心里也流下了泪。那是因为他看到学生们浪费了粮食。孩子们的午饭都是在学校里吃的。吴老师反复强调，至少孩子们要吃掉一半的饭才可以放下。但是孩子们吃不了那么多，于是便趁着他不注意，将饭盒端起来扔到教室外面走廊上的垃圾桶里。
实在看不下去，吴老师就捡起孩子们的剩饭菜吃。“孩子们说，饭菜不好吃，强迫别人吃是不好的。但我看了那些还没有吃过的鸡腿和白米饭很心疼。”他对记者说，“我把他们当自己家的人来看，在家里，父母也是经常吃我们的剩饭。在我们村里，很多孩子半年也吃不到一次鸡腿。条件不好的，一年都吃不了一次……
怀抱教育梦想走进大城市的吴艺伟老师
相同的问题 不同的方法
在补丁村，吴老师家离学校不远。每天，吴老师七点半到校，上早读。早读完了回去吃早饭，再回学校来上课。中午一点多回家吃午饭。五点多下班，六点多吃晚饭。这是吴老师的作息时间表，现在就变成了苏老师的。
“一个人盯着年龄不一样大的孩子，时间太紧张了。”苏老师只能晚上才能腾出时间来备课。
第一天上课时，苏老师发现好几个孩子竟然听不懂她地道的普通话。第一节课就有男孩子开始调皮。苏老师把他喊到了第一排，让他单独坐。一节课下来，小男孩有些难过。“这个时候我问他知道坐在这儿不好了么？他难过地点了点头，然后我让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从那以后，小男孩不再调皮捣蛋。”苏老师还让高年级学生把她的意思转达给听不懂普通话的低年级的学生。
在北京，吴老师这个新的“班头”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是三（1）班的班主任，教语文。“我们那里的学生可以满山跑，这里的学生不准出校门，班主任一下课就要守着他们。我是新来的，他们不熟悉，有点不太听话。我觉得不能一次就要求他们太高，那样会产生逆反心理。”吴老师采取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名字和特点一个个记住。当他们不合规范的时候，吴老师就喊他们的名字，学生自然而然地就听话了。
在补丁村，苏老师教学生们抖动空竹，教他们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背三字经，学简单的英语，做眼保健操……
而在北京，吴老师却成了学生。有一次，他问一个上课调皮的男孩：“你会抖空竹吗，我正在学呢！”小男孩特自豪地说：“我会啊，抖得可好了。”吴老师借题发挥，让孩子教他抖空竹。
“这样，我们很快就建立起感情。”吴老师说，“教育就是从侧面引导，找到突破口。别看我来自山里，但这些道理和方法我都懂。”
吴老师还告诉记者，他觉得府学胡同小学的氛围特别好，“教师遇到问题会大家一起讨论，而我们乡下老师都是各教各的，我要把这些方法告诉我认识的老师。”
相同的孩子 不同的感受
在补丁村，苏老师注意到班里有一个不活跃的孩子吴丽丹。家访后苏老师才知道，吴丽丹不会说话也听不懂，她是因为把奶奶放在窗台上的安眠药当成糖豆吃了，变成现在这种情形。
年仅11岁的吴丽芝是一个“留守儿童”，小小年纪就要照顾5岁的妹妹和更小一些的弟弟。“家访中看到她瘦瘦的身体扛起一捆比她还大一些的柴火就往屋里搬，那场景给我带来了心灵的震撼——扛在孩子肩上的何止是一捆重重的柴火呢？那是一家的重担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身在北京看着活泼可爱、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吴老师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每次打工的时候，路过城市的学校，我就想，这些孩子多幸福啊！我多希望我的学生也能这么快乐地成长啊！”
一个星期过去了，分别的时刻到了。苏老师离开补丁村的时候，除一年级以下的，其他学生都送她到山下，他们送给苏老师的，也只有这样的一种朴实的感谢。而吴老师离开北京的时候，带着府学胡同小学师生所捐的五千元钱，捐的书、书包、学习用品等装了三个大袋子，每袋都有八九十斤，“我特别高兴，我的学生们有书看了，再重我都不怕，上火车的时候，我特别怕弄丢了。”
现在吴老师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两个读中专，另外两个跟着他读六年级。上中专的两个孩子因为家贫还不得不被迫辍学一年，后有位美籍华人每学期给每个孩子寄三千块钱，他们才得以重返校园。
尽管如此，每学期开学前，吴老师都忧心忡忡，他对他的孩子说，“这是别人捐给你们的钱，如果让我自己出，下学期你们就别上了。这是城市里的孩子不能体会的。”
怀着同样梦想走进山村的苏磊老师与补丁村的孩子们的合影
本版图片分别由吴老师和苏老师提供
■ 记者手记
坚守梦想
回到北京后的苏老师，没有中断和补丁村的联系。前两天吴老师的岳父告诉她，大一点的孩子们有可能转到希望小学去读书，当苏老师问到吴老师将以什么身份去教书时，吴老师的岳父叹息道：“哎，都这么多年了……”
记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据2005年的教育事业统计结果显示，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的要求，中小学代课人员总量从1999年的81.9万人已经下降到2004年的49.9万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对于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参加当地统一组织的新聘教师公开招聘，取得正式教师的资格。
当记者把这一政策告诉吴老师时，吴老师说他有些方面还不合标准，但他似乎对转正还抱有希望。“坚持下去吧，如果我不教他们，他们去哪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名正言顺地做一个人民教师，希望有关部门多关心山里的孩子和老师。”吴老师说，“现在，我们和孩子都没多少安全感，因为教育毕竟不是乞讨教育，靠着别人捐助的钱来维持……”
采访结束后，吴老师的话还久久地在记者脑子里盘旋：“大概我就是这个命——只能帮别人做工，来支撑我做教师的理想……”而这样的支撑又能走多远呢？现在国家也很重视教育均衡和公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最终让落实到农村的每一所学校还有很长一段路程。面对吴老师这样执着的坚守，默默祝愿：那一天，不会远；吴老师的梦，会实现！
2006年10月29日，这天是星期天。来自北京府学胡同小学28岁的苏磊老师从北京坐火车出发，于第二天下午1点多转乘大卡车去补丁村，也就是吴老师所在的村子。
采访中，苏老师告诉记者，当时她也奇怪怎么会坐大卡车呢？后来才知道，去村子里的路实在是太颠簸了，只有卡车才能开进去。苏老师像货物一样挤在大货车后面的车厢里。风景确实很美，但是她却无心欣赏，因为车子实在是太颠簸了，遇到大一点的坑，要是不抓紧旁边的铁栏杆的话就有可能会掉下车去。连卡车司机都说：“这哪里是路呀,整个就是泥坑！”
苏老师硬生生地在这样的路上坐了3个小时，午饭也全部被颠了上来。“而当看到吴老师的乡亲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我的埋怨，一下子就消失了。”苏老师有些欣慰地笑了。
苏老师气喘嘘嘘地随乡亲们翻过了四座大山才来到补丁村，天已经黑了。乡亲们打着火把站在路边迎接她。学校里不同年龄的14个孩子站成两排，那些稚嫩的却又是脏乎乎的面孔在火把的微弱光芒里闪烁。
同一个星期天，吴艺伟老师也出发去北京。早上五点钟，他就起床了，七点钟从补丁村出发开始爬那四座大山。这四座大山对吴艺伟来说太熟悉了，从出生那天起，他在这条山路上爬了40年。
1984年，17岁的吴艺伟高中毕业后开始当老师。他的父亲和岳父都在乡里当老师，有他们支持，他才能坚持到现在。他自己都说：“民办也不是，代课也不是，我不是名正言顺的老师。”
一开始他拿的是国家发的代课工资，月工资从1984年的30块涨到1999年的108块，108块只拿了一年，2000年国家开始“清退代课教师”，吴艺伟的工资没了着落。村民们说，就从孩子们的学费里出吧，你没有吃的，我们给你送，你没有柴烧，我们给你砍。于是，每学期吴老师在每个学生的书费三四十块的基础上再多收三四十块，平均下来每月的工资是一百多。
吴老师的爱人患有肾结石，因为没钱一直没住院，直到去年有个台湾人看到报道，给他寄来十副药，她才开始治。为了生活，吴老师寒暑假的时候就出去打工，挑砖，扛石头，搬家，盖房子，这些活，他都干过。
“这几年一天能挣四五十，以前一天两三块。不打工没饭吃啊……”吴老师说，“眼前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底，但我多希望孩子们以后能从这条山路挺直腰板走出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