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代表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张绪培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善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范先佐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袁桂林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侯晓娟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主任

　　□张　力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金　燕　安徽省铜陵市教育局局长

　　□杨　伟　四川省成都市教育局局长

　　顾明远：治理乱收费是一项长期工作

　　今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件大事。《义务教育法》规定得非常具体，包括教育乱收费问题。我认为，我国教育发展中最主要矛盾还是教育供求关系问题，是人民群众对教育需求的旺盛导致的，很多矛盾是在这种前提下出现的。教育需求的旺盛，又跟社会的许多方面直接相关，一个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系，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都希望让孩子上学，无论多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另外一方面，也跟当前的就业形势有关系，现在就业的形势比较严峻，许多学生高中毕业以后不能就业。无论如何，学历高的就业比较容易，这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上学就是为了改变将来的生活状况，谋求一个好的职业。

　　这些矛盾交叉在一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教育经费不足，这需要从源头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二是择校收费问题。具体来说，因择校而产生的乱收费有几种情况，要分别对待。非义务教育的高中要严格执行“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义务教育法》规定，不应该设立重点学校，但重点学校是历史形成的，取消很容易，在人们心目中淡化重点学校的印记却很难。我认为，解决择校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加强薄弱校的建设，从源头抓起，积极推进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不可能把好的小学、初中都拉到与差的小学、初中一样的水平，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而应该提高薄弱校的教学质量。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现在还有种名校办民校的说法，对之，我认为，政府解决的应该是公平问题，可以干脆使两者脱钩，在不影响其教育教学质量的情况下，办一些民办学校，按照物价局的规定合理收费，这也是扩大优势资源的一种方式。要知道，真正的乱收费在教育界还是极少的事。如学校开展一些活动，按照有关规定收取一定费用，不应视为乱收费。总之，治理教育乱收费，已经很有成效，但是真正要做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那样，恐怕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张绪培：加快建立经费保障监督机制

　　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从两个角度讲，一要靠保障，二要靠规范。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保障能不能到位。具体来说，现在存在几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教师收入，即教师与公务员的关系问题。公务员的工资体系都在改革，因此教师工资体系改革必须尽快跟上。如果教师收入得不到充分保障，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二是关于公用经费问题，按照国家即将出台的公用经费基本要求，我们省内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校达不到要求。在这方面，我认为各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要有一个努力的过程。

　　三是关于义务教育的免费，到底免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在免费的范围上，我们不宜进一步扩大，因为条件不是很成熟。目前这个动向是存在的，许多地方政府领导有积极性，但是教育部门要慎重对待。如果先把保障机制建好，再谈免费，效果会好得多。

　　四是加强监督，即经费保障监督问题。最近，浙江省审计厅对义务教育提出了四个问题。前两个是保障问题，后两个是规范问题。问题提得很好，因此经费保障监督机制有必要迅速建立起来，审计部门、人大都应涵盖在内。另外，我认为，《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不是要取消民办教育。现在有一个误解，就是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了，不需要民办教育了。其实，民办教育使教育样式变得更加丰富了。对那些民办学校，不能马上取缔，而应该使其有一个存在的缓冲时期，但前提是规范办学。

　　王善迈：最低义务教育经费标准亟待确立

　　国务院有一个关于保障教育机制的规定。去年我们到四个县作调查，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一是义务教育的需求和供应链。义务教育经费需求怎么确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需求。我认为，需要规定一个最低的义务教育标准，然后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学生，这样就可以得到需求的具体情况。而且，应该以县为单位，测算义务教育的标准需求和标准供应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找缺口，缺口由政府来补齐。

　　二是供应能力的问题，涉及到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把需求、供给确定后再来确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如何分担。应该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有能力的地方，省级都解决了，但困难地区即使这样也保证不了。其实，公用经费不仅是实物消耗的问题，还有保障机制在里面。教育经费到位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止挪用。

　　三是规范问题。教育部提出“一费制”，我觉得其中还是有些问题，因为学校发生的收费行为，有一部分是服务性质的，服务性质的收费应该得到一定补偿，不是说只能收课本费，其他的都不能收。因此，规定合理性还需要研究。

　　四是监督问题。对于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部门应该把有关政策、条例公开化，切实加强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教育这个领域中，违规违法行为也不是说没有。对违规违法现象，一旦发现就应严惩，坚决杜绝一些地方和单位谋取小团体和个人利益。

　　范先佐：均衡发展解决垄断性教育乱收费

　　我认为，教育乱收费，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生存性的教育乱收费，二是垄断性的教育乱收费，三是腐败性的教育乱收费。对生存性乱收费，要采取加大教育投入的办法来解决；对于腐败性乱收费，应该坚决打击。下面，我主要谈谈垄断性的教育乱收费问题。

　　垄断性的教育乱收费，主要是重点学校，主要存在于一些改制学校，因为其有垄断性的优质教育资源。湖北省现在的改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有55所，其中19所在武汉市。武汉市的收费，除了正常的收费以外，原来是每学年再收3000元人民币，现在是4000元。这些学校大致有几种，一种是示范性学校，另一种是部分知名中小学，以改制的名义收取赞助费。从发展角度讲，我认为是扩大教育资源，但一些地方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改制学校收费确实出现了问题，因为这种学校把公办和民办学校的好处都占了。实事求是地讲，学校改制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优质教育，但不容否认，学校之间的差别因之也越来越大，而且改制学校把好的生源都拉走了。现在，改制学校容纳不下的学生，又建新的学校，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导致学校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要么回到公办学校，要么变成私立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可以自主选择。对于垄断性的乱收费，不应该让他们乱收费，如发现就要严肃查处，但最终要通过教育的均衡发展，予以解决。

    袁桂林：重视人力资源配置

　　新的《义务教育法》不仅是要求治理乱收费，更主要的是提供了解决乱收费的政策措施。而且，其中的提法实际上是标本兼治的。对于怎样研究落实《义务教育法》提出的法律原则和制定的政策措施问题，我的看法是，一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目前，教育资源的配置形式多样化，有的是初次配置，有的二次配置。对于初次配置，国家要对发展特别不均衡的状态进行调节，从国家的财力角度予以保障。二次配置如现在倡导的对口支援，其实是微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属于自愿性质。对此，政府不应该大力渲染二次配置，而应强调一次配置的合理性，不能本末倒置。

　　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配置应该得到重视。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的经验证明，硬件配置起到一定作用，但人力资源配置才是第一位的。现在农村中小学的教师问题非常严峻，如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科结构均需要调整。对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合理配置，即从源头抓，解决教师的编制问题，而且教师每周的工作量多少，要给出一个上限。再有就是师生比，农村范围小，办学比较分散，这些因素都应考虑在内，并有切实可行的政策。

　　《义务教育法》提出就近入学问题，对于农村来说，把一些办学点都砍掉，造成了学生上学难，学生和家长的反应非常大，他们要买自行车，要住宿，还要注意安全问题。最后一个就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行为和收费问题，为了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一些小学开办幼儿园、学前班，实行高收费，违背了教育规律，应坚决制止。

　　张力：依法明确收费界限与学校形态

　　从《义务教育法》（修订案）的角度看，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界限与学校形态的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依法明确。

　　首先，义务教育法律涉及的收费大体有两类，一是法律承诺不收的。如我国1986年起就免收学费了，但一直在收杂费。新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不收学杂费，同时规定，不收杂费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也就是说，除国务院明确要求到2007年农村地区全部免收杂费外，对城镇地区还没有规定期限。因此，并非今年9月1日一开学就不收杂费了。二是法律禁止收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并有相应罚则。那么，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收费行为，怎么理解呢？《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教育部文件则进一步要求，“把维持学校运转的日常经费和事业发展的建设经费全面纳入预算，不留缺口。”法律和政策并没有留下什么公办学校的收费空间，这将是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治本之策的充分体现。但是，仍需对现有公办学校收费项目逐个清理，对法律文件规定之外的费用收取或代收问题划清界限。

　　其次，关于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学校形态，《义务教育法》第三章是针对公办学校的规定，但同时又规定了部分义务教育并非由公办学校承担，一是获得批准的文体等专业训练社会组织；二是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三是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执行。实际上，对这三种形态的教育，由于不涉及免收学杂费问题，所谓强制性仅仅体现在适当学龄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上。许多国家不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私立学校存在；有些国家允许私立学校靠收费提供中小学教育，但不认为属于义务教育；也有些国家类似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实际上，没有得到政府委托任务的民办学校，恰当提法是“举办小学初中教育”，经批准自行实施的亦是如此。应当说，以上的我国法律界限是明确的，现在的困难是，我国现有公办初中小学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运行机制和产权关系，《义务教育法》明确“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所以，改制公办校需要清理。但部分地区有“校中校”、“名校”办“民校”，还有历史上形成的公办的“重点”、“示范”、“实验”校，都有一个定位定向问题。若这些基本问题不清楚，免费、收费和乱收费及其变相行为（假借法定捐赠名义的择校高收费）仍将交织在一起，影响义务教育发展的全局。

　　侯晓娟：扩大就近入学规定范围

　　关于教育乱收费，投入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相关部门的利益驱动。大城市的择校问题比较严重，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还有一个原因，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即使不堪重负，也要让孩子到这个学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教育乱收费现象。一些学校，尤其是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抓住家长渴望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心理乱收费，少则一两万，多则四五万，虽然家长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

　　教育乱收费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的乱收费，二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近年来，国家审计署对50个县调研表明，乱收费60％是学校乱收费。如何具体解决学校乱收费问题，我认为，非义务教育的高中要均衡发展，差距也不应太大。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一是要加大政府投入，二是可以考虑普遍提高学费标准，三是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对义务教育的择校问题，要承认其选择性需求的合理性，但必须严格规范招生管理，坚持就近入学。

　　就近入学怎么理解？现在普遍认为是在户籍所在地的圈子里就近入学，但是新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可以在非户籍地就近入学。对于城市，是不是非得在户籍所在地？父母单位就近是不是可行？要把这个范围扩大，一般有一个管辖的范围。我的看法是，这个就近的范围应该扩大，因为既然允许农民工子女来城里就学，那么城里孩子就近入学的概念就应重新理解。我认为，就近入学应该包括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和父母工作单位。

　　另外，造成择校现象愈演愈烈也有人为因素。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应努力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沈阳市教育局鼓励1977名中小学教师告别旧学校，到新学校报到，其实就是在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而且这种做法也是符合《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做到了均衡发展，择校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金燕：新法落实措施应尽快出台

　　我认为，在落实新的《义务教育法》过程中，仍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公用经费比较少，义务教育阶段的运转比较困难；其次，教师工资制度和教师编制有待进一步改革；第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确定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些服务性的收费很有必要，家长也有需求，如学生喝水问题，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等；第四，现在一些禁止的项目，在新的《义务教育法》中没有禁止，如特长班到底办还是不办，还需要认真研究。

　　我认为，颁布实行新的《义务教育法》，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社会风气瞬间即能转变，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择校、乱收费问题，必须经过扎实认真的工作逐步解决。对此，希望各级政府把教育工作真正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关键是领导重视。同时，应建立一整套落实《义务教育法》的政策措施，切实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合理地确定学校的办学标准，包括各个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保障学校的运转和安全。

　　杨伟：阳光运行防止教育乱收费

　　治理教育乱收费，需要标本兼治，因为产生教育乱收费的原因比较多。从实际情况看，促成乱收费的，主要问题还是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校与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而解决学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示范性学校，应该从软件方面来强化管理，以保持生源的均衡。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建立帮困机制，使农村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关于学校收费监管问题，所有学校不再接触钱，费用由银行收缴，学生凭单据到学校上学。对乱收费行为，要在社会上公布，或者内部通报批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规范学校收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开。这种阳光运行的做法，可以有效防止教育乱收费。按照成都市的发展规划，我们将出台义务教育均衡标准和完善建立“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并考虑调整教育经费结构，加大对薄弱学校建设的投入。此外，以抓中心城区和薄弱学校为重点，加强指导和监督，中心城区按照发展规划和学校布局，采取一些措施对薄弱学校进行改造。同时，深化教育软资源的均衡配置，并与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校际教师要定期交流，即在同一学校任职满9年以上要实行交流，减少学校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