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科研要“多快好省”

　　乔老师是合肥市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回忆起每学期自己科研论文的完成，乔老师有些不以为然。“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心气儿高，每学期从开学起就想着论文的事，上课的时候留心积累，确定选题后跑图书馆、找专家指导，一学期下来，还真挺有收获”。乔老师说。“但没多长时间，我发现其他老师对论文的态度远没有我积极，可到了期末也都能拿出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论文，原来这里有‘技巧’可言。互联网上有许多教育科研类网站，论文铺天盖地，需要的话随时下载，稍微‘负责’一点儿的老师从几篇文章中截取‘精华’部分组合成一篇新文章，不‘负责’的干脆拷贝一篇将作者名字一换了事。”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中小学中这类“剪刀加糨糊”的教师论文不在少数，“上网找”已成为一部分教师对待论文态度的公开秘密。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校教导主任的一篇如法炮制的论文竟还在市里获了一等奖。“领获奖证书时的感觉真是如芒在背，太丢人了。”这位主任摇着头说。

　　“老师们对待论文往往是应付了事，对待耗时较长的课题研究则往往是避而远之”。一位在某小学进行过课题研究的大学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开题的时候老师们还算积极，一半以上的老师都参加了，可几周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了，人越来越少，没办法，最后只能由校长指定，这样搞科研，效果可想而知。”

　　对此，老师们也有苦衷，“时间少，我每周十六节课，连钻研教材、教法的时间都不富裕，哪还有心思搞什么科研。”一位老师的话代表了一大部分人的心声。“搞科研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镀镀金，作为业绩考核、评职称的资本，平时还得看教学成绩。”这位老师说得倒也实在。

　　校长：我也很无奈

　　对于中小学搞科研的意义，大多数校长都表示了肯定，校长们说得最多的也是这样一句话：“搞科研可以让教师边教学边思考，从科研中转变观念，并将科研成果运用于实践。”

　　但当笔者提出当前科研中存在的一些“短、平、快”问题时，相当多的校长表示很无奈。一位小学校长告诉笔者，教师论文集几乎每所学校都出过，甚至有的学校隔一两年就出一本，我也知道其中有不少水分，但论文集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一来可以说明学校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再者可以显示学校教师的教学水平高”。据笔者了解，学校论文集的“读者群”主要定位在学生家长、友好交流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论文集对于学校形象宣传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一位校长直言不讳。

　　而对于学校参与的课题研究，一位省示范学校校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学校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尤其是我们示范校之间往往比的是谁拿到的课题多，谁的课题级别高。课题的数量越多、级别越高就证明科研搞得越好。至于课题究竟研究得怎么样，老师们往往不是特别关心，所以有时候也得靠行政命令强制要求教师参加。”

　　专家：期待评价制度的变革

　　科研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浮躁之风已引起某些教研人员的注意，省教科所的一位教研员拿出自己收集到的四十余本各校论文集对笔者总结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位教研员告诉笔者，他每去一所学校调研，几乎都能得到校方“馈赠”的一本论文集。刚开始，他还觉得学校的做法不错，可时间一长，他竟然发现各校的论文集都有些“似曾相识，甚至几近雷同”，而且“论文中的思想根本没有在实际教学中体现出来”。现在，他已不再鼓励学校出版这种论文集了。

　　就基础教育领域科研的浮躁心态，安徽教育学院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周教授指出：“评价制度是罪魁祸首。”周教授认为，目前对于教师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不够科学的，现在考核教师科研能力，包括一所学校的科研水平，往往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其中原因很简单，数量最直观，最容易把握，但也最容易导致学校、教师做表面文章；另外，对教师教学成绩的评价也不够科学，这在中学阶段尤为突出。最终通过升学考试筛选人才必然会导致“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局面出现，教师不重视科研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评价制度一定要改”，周教授解释说，“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种文化变革，最终都要涉及到文化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