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是1952年以后确立的。当初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科举的意味。考生只要通过高考，进入大中专学校，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因此，这样的高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有选才，还具有社会稳定的功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一下子就把社会从“文革”那种混乱的局面中稳定下来，其政治价值要更大一些。然而，高考的弊端恰好也在于此，这个制度，是国家行政的产物，政治价值高于教育价值。在计划经济时代也许是合适的，但却很难适于市场化国家。

　　自从大学不再包分配，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实际上是将他们推向市场之后，统一的高考制度更加暴露出其难以适应时代的弊端。高考指挥棒的存在，使得中小学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根本推不动，无论怎么改，最终还是回到应试上来。高考制度也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比如考试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的变动，一些省市自主考试，以及近来一些重点大学小比例的自主招生改革等等。的确，如王旭明先生所言，这样的改革，无非是在试图把“独木桥”变成“独金桥”或者“独银桥”，但一桥的性质没有变。大学招生录取考试制度，还是行政主导，而非大学主导。事实上，只要统一的高考不变，中国教育那种“标准答案”模式就无法改变，教出来的学生，就难以有创造性，难以适应当今变化莫测的世界，更不消说有竞争力了。

　　显然，鉴于中国具有1700多年考试历史的独特国情，大学录取的考试是不能轻言取消的。现在各级的考试机构应该保留，但是要变成独立于教育行政当局的独立机构。每年设置一到两个高考时段，每个时段一到两个月。考试的试题，由大学自己出，判卷也由大学自己来操办。考题考前统一发给各地考试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考试。

   一些性质和档次相近的学校，可以联合统一出题，统一判卷。在高考期内，学生可以在本地考试机构参加高考，随便你考几场。这样，独木桥就变成了许多个桥。关键是，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出题考试和录取，喜好文的，就偏文，喜欢理的，就偏理。如果喜欢有各种的特长，就可以出特长的题。于是，中学教育就是想跟，也没法跟，想揣摩出题的思路，也无从揣摩，应试教育自然瓦解。

　　显然，这样的改革，前提是大学需要自治，真正具有自主性。唯一的难点是增加了大学的工作量，需要出题和判卷。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难事，但是可以预计，这样的改革，推行起来依然有很大难度。最大的困难在于，相关部门是否乐意放权让利。因为，现在这种统一高考制度，是最容易实现部门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制度的改变，会令许许多多附丽于其上的机构，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改革改到今天，最难改动的就是利益集团，凡是涉及利益集团的事，无论大小，都难以推动，更何况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

　　所以，尽管王旭明先生热切渴望统一的高考能早日废除，但对这一改革，我想屈原的诗句最应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