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语文包括了5本人教版必修教材和11种选修教材。与老教材不同,新教材中首次出现了一些过去有争议的名家作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被收入其中,这也是梁实秋作品第一次进中学教材;而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
熟悉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皆知,长期以来对梁及梁文的争议,并不仅限于其性灵而“小资”的文字本身,它涉及复杂的个人政治取向、文化和文学意识立场等诸多外延性命题,在相当长时间内,梁及梁文是被旗帜鲜明地“幽闭”、隔绝和批判的;只有在作为主流红色文学、革命文学的反面靶标时,其才有如文化“落水狗”般被湿淋淋打捞示众的短暂可能。让这么一个曾经的文化“反面”人物登堂入室,赫然成为莘莘学子仰望学习的文学范例标本,的确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标志性突破。
文学该不该负载它本体价值以外的诸多符号话语?意识形态领域的个体方向抉择,是否有理由成为评价一个文学家、文化人物历史地位、“文化重量”的必要甚至是首要条件?在文学作品的客观评鉴准则,与思想“正确性”、政治正确性之间,到底哪一个更应被看重?这曾是困扰和纠缠无数读者的文化“死结”,绕不开也跨不过,幸运的是,时间这个不老的哲人,终以年轮流转换来了想象与操作的空间,禁忌被理性穿透,幻象被真实驱散,文化“日全食”注定只能惑眼一时。
回到梁及梁文本身,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尤其是散文领域)理应有他的一席之地。因其中西兼通的学识底蕴,因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个性文体与通透精妙文笔,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理应被置于最重要层次;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文学标志人物。至于这几位现代名家的区别,在笔者看来,则只有文字风格与文化取向之差异,而不应有优劣等次之分。那必是不智且徒劳的。
倘以语文新教材的嬗变(近年来类似案例接连涌现),作为某个文化维度上的观察点,则笔者深信,曾炫目一时的文化“日全食”似极端天象其实渐在消散之中,它同时昭示着这个时代文化理性、文化理想的真正价值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