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项“创新”制度至少存在三个严重漏洞，在这些漏洞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学者长期脱离社会实际，闭门造车所带来的恶果。其实，再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国的学术体制培育了这些“勇于创新”的学者，当然，这是更为深刻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就来一一分析这项制度的三大弊病。

　　质疑一：校长是否有推荐资格?

　　众所周知，中国的校长是颇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的中学校长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绝大部分早就不再从事教学工作，从他的工作职责来看，根本没有了解学生的必要。而且以中型城市为例，重点中学学生少则1000人，多则能有5000人，你让一个校长对上千人的情况全部了解，现实吗?可能吗?即使我们做最好的推想，认为所有的校长都能够认真负责，其中也根本不存在腐败现象，这项制度也根本不存在实行的可能性。要知道，一项好制度的起码要求就是要有可操作性，一个没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带来的必然是潜规则横行，这也是好心常常办坏事的原因所在啊。北大，你难道不明白吗?

　　你可能要说了：“这项制度在国外早就有很好的成效了，美国大学入学申请几乎都需要校长的实名推荐信，我们引进这项制度也仅仅是弥补一下高考制度的不足。”

　　是啊，这项制度确实在国外的大学入学申请中非常常见，但是，国外的国情和中国一样吗?我上学期作为班长接待了美国校长30一行余人，和他们有过一些交流，要知道，在美国一个普通的中学只有几十人，校长不但从事教学工作，而且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们认为这是校长的工作之一。

　　现在想必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在世界通行的制度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了，一句话，国情不同。

　　质疑二：如何保证公平?

　　其实，一项好的制度不仅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更要注重公平，特别是在涉及公共事务的问题上。而教育，恰恰是这种公共事务，不过特别的是它关乎中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所以更应该慎之又慎。

　　就这项制度而言，不公平是再明显不过的。尽管制度的设计者希望拿它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过怕是它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首先，我们知道，实行这项制度的目的在于让“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能够有机会享受北大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过，关于“综合素质”，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这不同的理解也足以带来很大的不公平，个人的好恶在这其中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知道，即使颇被诟病的高考制度在语文作文阅卷的时候还知道要2个老师共同评判，分差太大要走“三评”呢。北大怎么可以将决定一个学生前途命运的机会都交到一个人手里呢?

　　况且，北大竟然把制约校长滥用权力的希望寄托在了校长们的“诚实信用”上。我们不由得看到了“人治”复辟的迹象。

　　当个人的权力过大，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的时候，腐败现象往往也会应运而生。“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戏言也许真要在高校人才选拔上面也变成现实了。当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决定很多人的前途命运的时候，这个人大概也就成了“香饽饽”，请客、送礼、找关系也大概就会不请自到了。

　好吧，即使我们暂且相信所有的校长都可以在乎自己的“诚实信用”，但是作为中国官僚体制的最底层，他们有如何能拒绝上司的请托呢?在上司面前，他们也不过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兵罢了。所以，把推荐的权力交给校长，也就是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交给了官僚体制。

　　假如有些人还一厢情愿的相信所有的校长都很有骨气，能够发扬“不怕丢官”的优良传统，可是有一点我不得不提出，这也是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这种以综合素质为衡量标准的人才选拔体制，对于农村的孩子公平吗?其实，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农村的孩子没有电脑，甚至没有电脑和手机，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可能就只有报纸。他们“综合素质”不如城里的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不行，而是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让他们充分解放自己、个性发展的空间。难道这也需要农村的孩子自己承担责任吗?可以这样说，校长推荐制是对农村孩子的最大不公平!

　　现在的他们可能“综合素质”不如城里面的孩子，但是他们经过刻苦的努力，日后的成就甚至要大大高于城里面的孩子，不信你们北大自己可以搞个调查，你们多少教授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而这项创新制度的设计者们，你们自己又有多少人是从农村走出来了?难道你们在享受城市的优势的时候造就忘记了自己的当初?你们也太健忘了。我想“数典忘祖”大概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吧。

　　质疑三：民主监督能杜绝腐败吗?

　　说到这，你们可能一脸委屈：“谁说我们没考虑到对权力的监督问题啊，我们不是还选择了在网络上公示校长和推荐学生的姓名让公众监督啊，人民监督是最好的监督。”

　　说的多好听啊，我差点也心动了。不过仔细想想，这种想法实在是“很傻很天真”。监督的前提是什么?是要有所有人都认可的标准。违反了这个标准人民就有权利举报他。可是让我们回到这个具体问题，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综合素质”根本就没有所有人都认可的一个标准。这就导致了一旦发生腐败的问题，我们要找到校长的漏洞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校长们尽可以巧舌如簧，百般抵赖。这时人民监督又能奈他如何?

　　更何况你们公示的只是姓名而已，甚至连推荐的理由都不公开。且不说人们如何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人们现在连可能是虚假的情况都看不到。正如前面提到的，教育资源是公共资源，教育问题是公共问题，当一个问题成为公共的，重要的就不再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而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连知情权都没有的“人民”想要“监督”，这岂不是痴人说梦?

　　以上就是作为高中学生，也算是事件“当事人”的我对北大试行校长推荐制的三点质疑。今天我竟然看到有博友将“7成的反对民意”当做所谓“教育利益集团”的驱使，实在是让人贻笑大方。且不说北大提供的3%的机会根本无损于所谓“利益集团”搞辅导班的活动，本身这种“阶级斗争”式的思维就是荒谬的。

　　固然，高考制度有着种种弊病，但是它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之一，因为它相对公平。公平正是所有人最大的追求，想必制定北大校长推荐制的人也不例外。然而，千万别因为一个不成熟的制度而将对公平的追求变成制造更大不公平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