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某单位实习生李启铭在河北大学醉酒驾车肇事，将穿着轮滑鞋的两名女生陈某、张某撞伤，一伤一亡。这件酒驾肇事在几天内迅速发展成为一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事件。

    舆论很快将此事件从“酒驾”切换到了“官二代”的范畴，因为它发生在比较敏感的校园，此前几起恶性的小学、幼儿园凶案也都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其次，在这个身份感依旧浓重的社会里，平等的诉求成为人们主要的渴求对象，因此人们以身份去为事件加上某种注解。

    这起事件的脉络基本清晰，并且已有目击者摆脱干扰出来指证。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校园呢？如果肇事者不是官二代并且事后没有口出狂言呢？社会上不乏恶性事件（比如酒驾），但是与贫富差距相关的事件往往能够迅速转化为公共事件，这本身说明了社会对于贫富差距的厌恶以及焦虑。

    贫富差距过大在社会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反应，某些弱势人群在特定条件可能会做出一些过激反应（比如拆迁中的钉子户），而某些人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不由自主地体现出自己内心的特权优越感（比如“我爸是李刚”）。这是贫富差距带给人们心理上的烙印。此次事件反映出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的教育环境不容乐观。肇事者父亲李刚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哽咽流泪，并承认自己“非常惭愧”。

    无疑，中国人历来都认为子不教、父之过。或许年轻的富（官）二代在平日的家庭教育中耳濡目染，目睹了某些权力之于社会的力量，也可能受到了父母骄纵。各项优质社会资源环绕在他们周围，很难想象，在一个贫富差距明显的社会里，他们大部分人会成为自觉倾向平等正义的力量。因为贫富的代际传承，会让他们承继父辈的财富甚至权势，他们又会成为年轻的既得利益者，而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因既得利益而倾向于保守、反对改革。

    这提示我们，如果不再以大力度、大范围的勇气和决心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收入，那么贫富差距对社会心理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且难以化解。目前人们普遍焦虑的不仅包括收入差距，也包括对这种富裕阶层、权势阶层能够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力的焦虑。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指出大学的沉默令人吃惊，这无疑表明权势是可以让社会屈服。

    该如何尽量减少此类恶性事件呢？真正的问题在于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现在一些拥有权势者多为1960年代人，他们的下一代多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正是有着某种叛逆心理以及优越感的年轻人，在人们讨论“80后”生活压力加大时，一些“90后”正不断以更激烈的方式冲撞着这个社会。目前的教育和环境或许不可能完全让他们自觉成为心理稳定且健康的中产阶层。因此，克服这种不健康心理只有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不断累积，反作用于个人心理。一个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是以中产人士为主的橄榄型结构，中产阶层拥有稳定心理、能理性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他们维护平等与正义，会自觉监督公权力，他们才是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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