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的终刊肯定有经济方面的原因，纸价贵，销量差，并且很多编辑都是兼职工作——它有自身的困难。但复刊以来，《译文》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死忠读者，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往好的方向走，社会一步步走向稳定和谐，我们应该有能力“养”得起一份有读者群体并对中国文学事业、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有所助益的小杂志。《译文》是鲁迅、茅盾等老一辈文学家创立的一个小刊物，目的就是向中国介绍好的外国文学，以开启民智，同时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时代动荡，但几经波折停刊复刊，这份刊物毕竟艰难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份有着优良传统的刊物，怎么能够在我们这一个大好时代终结？

　　2001年，《译文》杂志的复刊是劈面惊艳的。它汇集了一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名流学者和翻译家，董鼎山、陆谷孙、罗新璋、钱满素、陈良廷都参与这次“盛会”。可学者和翻译家不可能固定给一份刊物写稿，即使答应写，有时候也可能不能按时交稿——他们有更多的事务缠身。《译文》寻找新的作者势在必行。于是，《译文》连续举办了几届翻译比赛，遗憾的是，比赛举办了四年都没有选出一等奖，《译文》杂志自己却草草停了刊。这种有奖无人领的颇具讽刺性的局面，恰恰是《译文》停刊前奏，同时也在无意间显影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事业后继无人的窘境。

　　这种窘境的形成固然与文学自身的边缘化的大气候密不可分——我们的确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热潮越来越远，但这种远离，更多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价值观教育上的偏离和误导。一味地以利益为先、金钱至上，文学树人育人的“远功”为大多数教育者和家长所忽视，或者抛弃。这种偏离和误导无意间引导了一批原本想从事文学翻译的年轻人走向更“光明”的路。于是，学外语的人多了，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少了。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方向选择来看，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去选择文学翻译作为自己未来外语事业的发展方向，大多数人则把自己学外语的最终目标锁定在经贸或者外交方向上。于此同时，千字五六十元的低廉稿酬也会让很多知识分子对翻译工作望而却步，撇开兴趣问题不谈，现在干别的就轻松能挣五六百元，谁还去绞尽脑汁翻译那一千字？

　　随着那批极其热爱文学的前辈翻译家的老去或者退场，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将进入青黄不接的尴尬期甚至断代期，即便是仍然存在一批坚持翻译事业的优秀青年翻译家，他们也可能在生活的压迫下，被迫去翻译一些畅销作品，而抛弃自己对于优秀作品的追逐。这种“断代”，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损失——我们将失去与世界一流作家作品对话的机会，而且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损失——我们失去的是一个社会对精神高度和深度不断追求的渴望——这也是一种不和谐。这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